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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行論

 

說明知和行的關系理論。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一個十分受重視的問題。傳說商代初期的伊尹告誡商王太甲說：“弗慮胡獲，弗為胡成?”意思是不考慮怎能弄明白，不去做怎能成事呢?到了孔子，他重視學習，更重視行。墨子也很重視行，認為言論的是非有三個標準，其中之一是見之于行的實效。戰國后期的荀子在知行學說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他主張一種知和行的統一說，把行動和認識結合起來了。

 

到了漢代前期的唯心論者董仲舒，他較早提出了知先于行的這一形而上學的看法，無視于行對知的作用。唐代的柳宗元認為來源于大自然的人的心理實質有兩方面：人從自然得到一種“剛健”的氣和一種“純粹”的氣，前者就是意志，即行;后者就是認識，即知。

 

除了這兩端外就沒有別的了，人要能發揮這兩方面就行了。這一見解是很有創新意義的。此后知行理論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。

 

首先是宋代的主觀唯心論理論家，他們都主張知先行后。例如程頤在《遺書》中說，“須是知了方行得”(卷十八)，又說“君子以識為本，行次之。”(卷二十五)對于知行問題，客觀唯心論者朱熹講得較多。他繼承了程頤的學說，但有可貴的發展。他認為知先于行，但知和行統一在一起：“知行常相須，如目無足不行，足無目不見。

 

論先后，知為先;論輕重，行為重”(《朱子語類》)。他把知和行的關系說得較確切，把知行學說推進了一步，接觸到了知和行的辯證關系。其次要提到明代的主觀唯心論者王守仁。他以他的知行合一說而著稱。但知行合一的看法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看法，抹殺了知和行的實質區分，完全不合科學。比王守仁稍后的是王廷相，他揭露了知識能力的先驗論錯誤。他說的行也稱為“履事”、“習事”、“實歷”或“練事”，相當2022考研于現在所說的實踐。他說：“講得一事即行一事，行得一事即知一事，所謂真知矣。徒講而不行，則遇事終有眩惑。”(《與薛君采書》)王廷相主張知行并重，叫做“知行兼舉”。

 

知行兼舉的說法是對知行分離的看法的一種批判，也是對知行合一的說法的糾正。中國古代對知行論的科學發展有貢獻的是清初的王夫之。他的知行理論更接近辯證法。王夫之尖銳地批判了過去一切重知輕行的不正確說法，強調行和知同樣重要，指出行終究是主要的，且容易受到忽視。他說：“知之非艱，行之惟艱，千圣復起，不易之言也。……知非先，行非后，行有余力而求知，圣言決矣?而孰與易之乎?”(《尚書引義·說命 中二》)這說明他完全贊同知不難而行難這句話，但并不把知和行強分先后而認為行是較為重要的。他又進一步指出知和行是不相離的。但他還有一些看法，如說“知能(行)同功而成德業”(《周易外傳·系辭二》)和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(《尚書引義·說命 中二》)，則不無問題。前者是把知和行同等看待，實則行歸根是主要的。后者認為行可兼知，則未免抹殺了二者的實質區分